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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农家子弟的学术反思

时间：2023-03-20 13:22:26 来源：本站阅读：4623129次

学人简介：项继发，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柏林自由大学教育学博士，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研究。

回顾我的受教育经历，自己有时也不免惊讶。倒不是因为我完成了多高的教育成就，而是个人教育经历构成了丰富的情感和精神世界，起码让我有了自我分析的动机。如果以我现在的成人视角回看童年成长的环境，一定不会非常狂妄地宣称自己将来会很有出息。一个来自穷乡僻壤、遍地黄土的孩子，他如果在年幼的时候在心里埋下远大的文化抱负，想必也不会成功的。组成儿时周围世界的农地、荒野、野花野草、无尽头的劳作、微薄的收入，还有不太整齐的羊圈牛棚、没有规划的家院村路、只有课本构成的阅读世界、满村子找不到几个读书人，把所有这些意象凑在一起，我无论如何都看不到将来会有什么前途。甚至当我现在重新回到自己出生的故乡，我更愿意说那是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地方。可是，出乎自己的生命预期，多年以后，当年没敢想的文化抱负，现在居然正在一点点实现。我不敢妄称自己已经成为“国家精英”，但是我曾经真真实实的是一名普通的“农家子弟”。我与许许多多农家子弟一样，在教育世界的漫游中，不断建构精神自我。

我的祖辈们扎根的故乡，放在中国广袤辽阔的疆域中，没有丝毫起眼之处。一代接一代的故乡人，凭借与土地打交道磨练出来的韧劲，在维持生计的同时，也竭力完成着各种生活计划。在所有计划之中，教育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我的父母文化水平有限，但并不妨碍他们的精明与远见。从我记事起，他们就将求学读书当作家庭的第一要务。当然，过程并不总是顺畅。2014年，我从欧洲某顶级学府拿到了博士学位，回国担任大学教师。这样的职业标签像是推着我一下子进入了文化精英的圈层。从a、o、e启蒙，到拿到Ph.D头衔，整个过程像极了乘坐观光列车，一路观览之后，回到自己的祖屋，重新开始打扫整理。我自己整个生命活动的空间轨迹从故乡的黄土地开始，经过城市文化的熏陶，然后在欧亚大陆的另一端接受最优秀的学院文化教化。即使在欧洲，我也能够找到许多与我经历相似的人——农家子弟的“奋斗者”。我们都是在看不见的制度规范中，通过个人的努力，捕捉每一个向上攀登的机会，一步一步拓宽人生的选择。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生命过程中构成或大或小的社会活动空间，个体之间的活动空间又具有各自独特的复杂性和差异性。我自己在成长过程中划定了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社会空间，但我相信，一定存在很多与我一样的人，在他们与我类似的成长经历中，勾勒和划定了每个人独特的空间存在。尤其是，当我从曾经所在的故乡空间中跳脱出来，以为要打开新的更大的空间的时候，故乡空间的影像并没有随着我的出走而黯淡，反倒是像一束不断地照亮的追光，我终究无法躲避。曾经嵌入其中的自然状态，如今被置于一种图像静观时，许多原本平淡朴素的日常慢慢蒸腾出丰厚的意义。当我试着回望少年时代的记忆景象，许多故事可能不会完全还原，但一些本已模糊的细节又重新变得鲜活起来。回望少年时代，看似静静地观看一些停止生长的经验，而事实上，这些经验当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当我努力地回忆，谨小慎微地组织细节之间的关联，过去的故事逐渐析出生命的意义。有时候，我必须极力克制，防止某些故事片段影响了我的判断，破坏了讲述的真诚。简单说，我不想在跳出我曾经属于也将一直属于的社会圈层之后，成为那个圈层的局外人。

求学过程中，我的个人足迹从乡村踏入城市，从亚欧大陆的东头到西头，目睹了太多的城市和乡村。这些个人经验促使我自己感到阐释乡村与城市间关联的重要性，并且越来越将这一感觉上升为一种个人使命。我在时间和空间上回忆过去，将我自己在乡村和城市中的经验作为阐释文本，努力探究乡村教育世界的意义世界。这一点上，我或许与威廉斯是一致的（尽管我永远也达不到他那样的高度）。“由于乡村与城市的关系不仅是一个客观问题和历史事实，也曾经是，而且现在仍然是成千上万人直接关注的问题，而且也是他们的切身体验，因此我觉得我无需对我的个人动机进行辩护，虽然我还是要提到这一动机”。[1] 以乡村教育与乡村社会变迁作为思考主题，多多少少含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但是随着思考和调研的不断深入，我开始对自我身份愈发忧虑：我自己会不会掉入以精英文化视角俯瞰底层、俯瞰乡土日常的陷阱？我担心曾经身在故乡之中的那个自己，如今的头脑里已经没有了对故乡的亲近感。每一次尝试在思想上走进故乡，理所当然地以为我与她足够贴近，每一次都会毫无例外地遭遇挫败。有时甚至凭借着自己曾经身在其中的狂傲，以为可以将故乡日常生活的反思信手拈来，不过是自以为是罢了。长在自己生命经验中的故乡日常，总感觉她那么近；而每每要对那些看似日常的经验进行深刻反思时，才发现她那么远，且又无影无形。当我尝试回望意象中的故乡时，她一定不再是完全客观的、可被观察的对象；她早已成为生活世界本身，她的色调不是怀旧挽歌式的灰色，也不是浪漫田园的彩色。意象中的故土风光不全是悠然田园，还掩藏着许许多多看不见的隐忍、坚毅、忧虑。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个体存在方式的孤寂与漂泊，即使不是肉身的，起码精神上也很难达到完全“在家”和“归乡”的状态。流动的现代性好似当今时代的一种常态，更是普通现代人难以摆脱的精神宿命。即使对于如我一般摆脱原生社会圈层的个体来说，精神世界中的无根感时不时会跳出来，激起复杂的情绪。

为什么要写作？毫不讳言，与我自己的出身有关。当然，我并不想给自己贴上“不忘本”这样的道德标签来抬高自己。而且，按照层级社会中的个体理性来说，实现了向上流动的个体掩饰自己的出身，才应该是“聪明”的做法。将自己的私人世界公布于众，不免有些“愚蠢”。但是，我并不认同其中的“明智”。相反，作为家族里第一代大学生，我要将自己作为故事讲述者和理论阐述人来省视己身。我来自农民阶层，祖上缺少读书人，更不用说知识精英的背景光环。如果按照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来看，我恐怕也会大概率延续父辈们的生活轨迹。某个个体、一个村庄与社会转型大时代的关系，并不因循某种确切性的逻辑，反而处处显示了命运的不可预测性。[2] 命运的吊诡之处便在于，个体的能动性有时可以跃出某些看似牢不可破的“规律”。无数鲜活的个体通过不竭努力，实现了或者正在实现着“读书人”的理想。讲述时代的伟大变革，不能脱离具体鲜活的个体叙事。正是透过生动、具象的个体命运沉浮，我们才能感受到社会变迁的细微渗透。中国社会传统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即使是最为苦难贫瘠的土地上，也能长出神奇的果实来。我只不过是许许多多实现了“跳出农门”的庞大群体中的一员而已。我属于八〇年代出生的一代人，这代人的成长期与中国社会变革期几乎重叠。如果将时间回溯到孩童时代，我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预见，自己的生活境况将要与时代的伟大变革发生怎样的交织。我们这代人当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一大批人，真真切切享受到了时代变迁和社会改革的红利——最起码，许多如我一般从黄土地走出来的农家子弟，通过接受教育，沿着教育伸出的藤枝努力向上攀爬，才有了如今相对宽松地选择生活的权利。

书写故乡，并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情结。现当代的很多作家，不管是采用自传体，还是虚构，都有大量笔墨浸润在故乡的土地上。从鲁迅、沈从文，到路遥、陈忠实、贾平凹、阎连科、莫言、格非、梁鸿、冉云飞、朱学东、熊培云……，这个名单还有很长，写作者从故乡视角和个人体验出发，通过一个个“我”的现代历程，镜观“我”所经历时代的现代历程，书写个体性和集体性的现代性的心理状态。我也产生过自我怀疑——书写故乡的文字已经很多，我继续在这一老话题上折腾，到底能够做出多少额外的填补？或者说，这样做是否明智？自乡村社会成为人们研究和抒怀对象算起，乡土性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乡村社会研究的面向和问题也经历了剧烈的转变。乡村社会仍然会成为人们持续研究的对象，但是介入的方式将会发生改变。理解社会转型的介入方式有很多种——宏观理论用来解释社会变迁的普遍性，描绘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微观理论用来发掘地方性知识和个体体验，阐释经验背后的深刻意义——其中并不存在绝对的孰优孰劣区分。笼统地以乡村变迁或者乡村教育作为分析对象，除了遭遇方法论上的困境，同样存在研究本体的模糊性问题。研究本体模糊，对着一个似有似无的想象的乡村进行抒情，难免落入研究文本的虚空化和浪漫化窠臼。

如果不把学术写作降格为怀旧式的个人抒情，书写故乡无疑是困难的。而一旦写作者企图将乡土变迁的社会结构、历史结构统统纳入写作宏愿中时，其难度就更大。就像布罗代尔在《法兰西的特性》开篇所言：“我怀着与儒尔·米什莱同样苛刻、同样复杂的一片真情热爱着法兰西，不论是它的美德还是缺陷，也不论是我乐于接受的还是不易接受的东西。但是，这种感情不大会流露于本书的字里行间，我将小心翼翼地不使它见诸笔端。感情可能会给我设下圈套，也可能会对我突然袭击，我要时时对它严加防范。”[3] 故乡的小山村贫苦凋敝，毫无浪漫诗意，但是这里寄存了一代代人成长中的精神宝藏，生长在土地上的人们能够在自己与故乡的精神联系中得到自我原宥和慰籍。书写故乡，不是美术临摹般的复刻，而是对表象世界在意志层面的再创造。对每一个从乡村土地上走出来的人来说，故乡的影像都是不一样的，寻找故乡的过程中足见每个人自己在想象力上的创造。在创造故乡影像的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切身判断。我们可能会对现实中的故乡感到伤感，而在回忆中，故乡的影像和故事则是另一回事了。

进入学术生活的这些年来，我一直身处一场对话之中，对话的一方是作为一名学术工作者的如今的我，另一方则是从童年一直长大的那个昔日的自己。我当然清楚，这场想象中的对话，这场意念中的对话，其方式是将我自己视作一个案例，对自己在时间中的身影、意象、体验进行凝视。我想知道，成长过程中的那些地方、人物、观念以及我在那个时候的想法、判断，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我将个体的自身再生产作为主要的反思对象，从具体的、片段的、个人的、日常化的经验出发，理解真实时空中的乡村和乡村教育；从我自己的社会经历和命运轨迹的省思和剖析入手，向外探求社会环境的时空向度。我不能确定，这样的处理是否够得上“社会学的想象力”，是否达到米尔斯的要求，即“在学术工作中学会运用你的生命体验，并坚持不懈地加以审视和解释”。[4] 我更不敢妄称将自身再生产作为主要的反思对象便具有了历史的维度。社会变迁是潜藏在社会机体中的重要特征，尽管对变迁的思考和限定存有清晰与模糊的不同域度，对变迁概念的捕捉也并未达成完全的统一，但是，不同学科从自身的学理关切出发，都会或深或浅地涉及这一问题。这也构成人们理解社会的丰富图景。人们的所思所想，在一定程度上，就成为社会变迁现实本身。

我在反思自己人生轨迹的基础上，以个人经验作为文本，进行一种历史与理论的研究，其中不乏感性的方式，我也不确定是否可以将这种范式归入“人文派”。同时，我还必须严肃审视自己从容处理记忆与己身关系的能力，以免把写作沦为我这个“知识精英”的自怜或者自恋。从我离开故乡开始，怀着改变命运的热望，一步一步走向离故乡更远的地方，我的社会身份在奔腾年代处于不断改变之中。同时，我不认为自己的生活经验完全与他者无关，千千万万如我一般的个体，携带着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经验与体认，塑造着各自不同的生命。时代也要求人们对波澜壮阔的社会变革进行深刻的反思。某些修辞意义上的政策词汇很难解释社会变革的真实动因，因为即使再精致的政策话语也不能将局地性的、乡土性的地理环境、人文礼俗、乡规民约、经济生计以及真实人群的信仰与精神气质等要素的潜微运行全部盘活。“我追求的不是客观——客观并不能说明什么东西，因为，我们与现实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我们被封闭在自己的心里——，而是要从根本上诚实，要与自我做到完全的透明，这就要求我既要严格地保持距离，又要全身心地投入。我必须站在‘我’的角度看待事物，要避免夸张和痛苦的口吻……要想将科学性和个人的参与对立起来，将外部事件和记录外部事件的人的内心的激情对立起来，将历史和讲述历史的艺术对立起来，这是徒然的，因为人的感动不是产生于辞藻，不是产生于夸张的形容词的罗列，而是来自于我们对真理的强烈期待。这是文字是否符合方法之要求的试金石。”[5]

观看故乡的方式有很多种，置身其中的身体性回乡与意念中的故乡重构都是常见的回归方式。故乡有时会在没有任何预示的前提情境下，将个人扯拽到个体与她的复杂情感中。作为一名大学教师，我的许多写作和学术调研工作都需要在假期进行。每逢暑假，我在时间支配上的自由度还比较高，可以借由“我很忙，有很多工作要做”来搪塞父母对我回家的召唤。可是到了寒假，即使能捱到春节跟前，最终也还是要回家的。此时，再多的借口也不能构成不回家的理由。回家的意义，不仅仅显像地呈现为家庭成员的团聚，还透露出隔代家庭成员之间分合张力之下的默许关系。即使不考虑“回家”所暗含的家庭伦理约束，我每次“回家”都多少带有回到旧存的情感关系和伦理结构网络当中的意味。成年之后，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甚至有时不乏抗拒。每次“回家”都像是在逃离与回归之间作出衡量之后的理性行动，它并不包含多少浪漫成分。父母一直对我的职业心存疑问——一个大学老师，除了给学生们上课，还有什么可忙的事情。我知道，当我以一种新的职业身份开始独立生活之后，我与父母的惯习和思维模式必将发生冲突。同时，我也不得不担心，我自己苦苦奋斗寻找得来的生活，到最后会与我本初的生活发生伦理上的断裂。事实上，在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我无时不刻不在反思这样的断裂。我当然不能将冲突的缘由归于父母的守旧，更不能凭借我当下“进步”的、现代的生活方式来否定父母的判断。毕竟，我正是在他们的惯习中成长起来的。当我在城市中安家，热情满满地投入到自己的职业工作中时，父母的影响与故乡的牵绊从我的生活中不断撤退，但并未完全消失。就像法国学者埃里蓬在其自传性反思社会学著作《回归故里》中所言，“我可以重新找回这片‘自我的空间’，这个我曾极力逃离的地方：一片我曾刻意疏离的社会空间、一片在我成长过程中充当反面教材的精神空间，也是我无论如何反抗，依然构成我精神内核的家乡。”[6] 在成人之前，以及成人之后很长一段时期，我都在努力逃离故乡，想象外面的世界，远离父母的掌控开始自由生活；父母也一再鼓励自己的子女跳出他们曾经的宿命。“出人头地”像是如我父母一般的农民阶层的集体意识形态，[7] 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摆脱土地的牵绊，不再继续做“庄户人”。尽管不是刻意为之，父辈们的期望倒是迎合了发展主义的主张。作为子代，成年之后的我们终究会发现，那片曾经一心要逃离的故乡，将以别样的方式迎回我们，我们也会在内心深处想象故乡的样子。“那些我曾经试图逃离的东西，仍然作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延续着”。[8]

原以为，停留在乡村的那个世界，会被一直遗留在原处。可是，当我写出上面这些回忆的片段之后，不自觉地发现，乡村世界已经驻守在我的精神世界中了。出走多年之后，我依然把故乡当做心中的神圣场所，在遭遇困顿、迷惘的时候老是喜欢拉扯出儿时乡村的记忆作为安慰。故乡，除了抚育我（和所有与我一样的人）的社会功能之外，现在更多的是她的象征功能。我过往的成长经历当中，能够找到许许多多通过读书出人头地的瞬间，而我慢慢发现，更多出现的则是这一路上发生的伦理代价与伦理断裂。小学三年级，那时我已经到了县城读书，一次课间，奶奶到学校给我送东西（我已经记不得是作业，还是其他？）。奶奶在学校院子里挪来挪去，四处打问有没有人认识我。奶奶缠过足，走起路来尤其小心。我现在都能看到当初那个躲在教室里迟迟不愿意出来见奶奶的虚伪的自己。当时自己心里的“嫌奶奶丢人”，到底想要急切摆脱什么？这样的情形还有很多，我嫌弃母亲因为我不好好学习用擀面杖打我，我觉得“丢人”；我埋怨父亲到开学的时候凑不齐我的学费，我觉得“丢人”；我也偷偷怨恨过，为什么父母没能够让我成为最早一批使用手机和笔记本电脑的大学生。我当初心里的怨恨、嫌弃，都在成长过程中埋下了伦理的债务。如若不是当初他们的苦行理性主义，我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靠读书改变命运的。我现在坐在书桌前敲下的每一个字，完全不是因为我苦读而得来美好结果。我之所以比他们有更多生活可能性的选择机会，恰恰是他们（我的祖辈父辈）以极端的隐忍和无尽的辛劳来支撑我来对抗命运。2014年，我在德国一所精英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中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致谢我的父母——“This dissertation is lovingly dedicated to my mother and father, Chengming Xiang and Aiying Nie, for their personal support. They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prospective-doctor son, and although they may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subject of this dissertation, they have been supportive, nonetheless.” [9]

我知道，我的父母并不十分清楚学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对我来说，学术首先是要表达我对他们的愧疚和感激。我的博士论文虽然聚焦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教育回报变化，但是其中并没有鲜活的个人故事，更没有我的精神世界。我一直想在博士毕业之后，开始一段密集的、私人的书写。然而，这种心情并不能让我得到丝毫安慰。我对父母的生活艰辛只是略知皮毛，我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同辈、长辈，他们都是农民，一代接着一代，他们因为自己的出身和时代的困顿，因为没能获得打开外面世界的钥匙，而一直与土地为伴；我是一名大学教师，一名学术工作者，甚至几乎算得上“知识精英”。我理解的乡村与他们毕生所牵的地方并不完全一样。我已经成为了一个被文化包装之后的农村人，我们谈论和理解的乡村或故乡并不总是同一回事。即使如今我竭力投入情感返回故乡，我也早已外在于他们的生活了。我是一名乡村教育研究者，但这种身份并没有给我多少帮助。我只能竭力接近故乡，并且重新发掘那里的精神世界了。讽刺的是，这种努力并不能够如愿。“只要把自我作为例子，就能感觉到我的决心是多么可笑：我们的行为的总和并不能说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更何况几个零散的行为，就更不能揭示任何事物。我从总体上去看待一些事物，将这些事物聚合在一起，进行比较，在事物与事物之间建立联系，但在此之后，我仍然一无所知。我唯一得到的安慰是，我只能做这么多了。”[10]

节选自：项继发.城乡融合中的教育力量.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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